【内容提要】“围城”现象中似乎还有另外一层喻意容易被人们忽略，即“这山望着那山高”。怡恰只有认清了后者--人心的不知足，才能破解围城现象的奥秘，至少对于经理人职场“围城”现象来说是如此。
据说，“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对男女婚姻给出的一个隐喻：在外面的想进去，进去的想出来。不过，其中似乎还有另外一层喻意容易被人们忽略，即“这山望着那山高”。怡恰只有认清了后者--人心的不知足，才能破解围城现象的奥秘，至少对于经理人职场“围城”现象来说是如此。
前一段阵子听人说经理人职位也是一座“围城”，在外面的想进去，进去的想出来。我颇不以为然，想进去的且不必说，想出来的人就值得分析，有一部分是淡泊了，但是相当大的一部分则属于“这山望着那山高”，他们的喊着想出来，多是“江南望到江北好，去到江北喊苦恼”。这后一部分人的想出来，和起初的想进去，都有奔着那一份诱惑而去的可能，不同之处正在于他们更不知足。
于是就涉及到一个问题：职业经理人到底是极富挑战性的职业还是极富诱惑性的职业？如果是面对挑战的不知足，那是高尚的，不能以“围城”现象小觑之；如果有人坚持认为，诱惑也是一种挑战么。那么我们只好再退一步，将诱惑分为正当利益的诱惑和不正当利益的诱惑。而在陷入围城现象的人那里，经理人只是一种充满诱惑的职业，而他们的不知足，正是难以摆脱不正当利益的诱惑。据不安全统计，仅在2005年l月，就有10家上市公司的11名高管落马：利嘉股份总经理陈翔、深圳机场总经理崔绍、*ST京西影长刘利华、开开实业原总经理张晨、三毛派神原董事长张晨、东方创业原副总经理陶洪、浙江东方前董事长刘宁生、前副董事长吴建华、东北高速原董事长张晓光、山东巨力原董事长王清华、西安达尔曼原董事长许宗林等。这些高管走向犯罪或者涉嫌犯罪，从他们个人获利的角度看，显然是经不住不正当利益的诱惑。
或许类似的高管也有想从经理人“围城”中走出来的时候，但是当他们觉察到自己涉嫌犯罪的行径即将败露，急于销毁罪证，或者真得携款外逃成功的时候，就不能再和“围城”现象相提并论了。那么，真正的“围城”现象则当是发生在他们走向犯罪之前的那一段心理历程。为了克服“前腐后继”，必须消除经理人“围城”中不正当利益的诱惑。如果这种诱惑依旧在，我们就可以断定腐败者还在腐，贪赃者正在贪。
当我们看到创业者从“败走麦城”到“东山再起”的拼搏事迹时，当我们读到一些企业家因日夜操劳不幸英年早逝的消息时，当我们读到今年以来又有山西运城鑫龙稀土磁业公司董事长赵恩龙等企业高管先后自杀的消息时，自然会感到经理人的确是富有挑战性的职业，不会将他们的成败生死硬要与“围城”联系在一起。可是为什么一个原本极富挑战性的职业被混淆成极富诱惑性的职业呢？
从外部环境来讲,恐怕与我们舆论宣传的偏颇也有一定关系，那就是仅以成败论英雄，一俊压百丑，效益定乾坤。近日从国资委传出的资讯得知，国企高管的年薪可达数十万，在要不要超过某个限额(40万)上还有争论。如果和国际经理人市场百万美元的年薪“接轨”，这数十万人民币的年薪确属“小巫见大巫”，激励力度还远不够，但是对于国内一般的工薪阶层来说，那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年薪再高那属于正当利益，可是稍通世事的人都明白，数十万年薪的背后隐含着不知多少不可言状的利益：职务消费、国际公务旅行……。且不说他们注定要在金山银海间翻滚，在灯红酒绿中出入，数十万元的年薪尚在鼓噪激励力不足难免有可能促使这一职位成为不知足式的“围城”。
从企业内部来讲,那则是监控的乏力和管理规则的缺失。有人甚至把这种管理混乱的“围城”或者滋生腐败的“安乐窝”叫做“猪圈”，尽管过于偏激，却也是对“围城”管理混乱时的一种形象化。欲壑难填者在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时尽管也在喊着走出“围城”，但他们仍然不失为“一头快乐的猪”。如果我们想消除经理人“围城”不正当利益诱惑的话，还是要在“围城”内部消除“猪气”，打扫干净院落，以更多的精力关注在“围城”制订更为规范的游戏规则，使内控不再形同虚设，使得经理人职位更加具有挑战性。
我们有理由相信，诱惑的力度减弱和激励机制不足不能划等号，当那些真正敢于应对挑战的人们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姿态突破重围，经过公平竞争脱颖而出时，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是不会后继乏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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